“我准备向失主索要５元钱，就算是道德成本吧”。康平是长春市的一名大学生，日前捡到一张未退出取款机的银行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将银行卡归还失主，但向失主索要５元钱的报酬，当作道德成本。

　　大学生还钱索要报酬的消息一出，就引来众多争议。很多人觉得康平物归原主的行为值得奖励，索要报酬无可厚非；还有不少人认为此举不妥，拾金不昧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用金钱作为筹码就会变质。

　　“５元钱就算是道德成本吧”

　　３日下午，就读于长春一所大学的康平在逛街时想取些钱，当他来到一处ＡＴＭ机时，发现取款机上显示的是查询、取款等项。

　　“难道是别人取完钱忘记拿卡了？”他的想法很快就得到证实。经过查询后，余额显示银行卡上还有２５００多元的现金。说不上激动还是慌张，康平就把２５００元钱取了出来，但他并没有离开自动取款机。

　　康平心里想，“这些钱只能满足一时的贪念，毁的可是我一辈子，应该把钱还回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康平拨通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随后，他赶到银行并把银行卡留下，同时也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银行，等待失主的消息。

　　“留下自己的电话号，我是要索取报酬，我准备向失主索要５元钱，这是我捡到银行卡的奖赏，就算是道德成本吧”，康平肯定地说。

　　要还是不要，这是一个问题

　　大学生康平还钱索要报酬的事情很快传播开来，并立刻引起人们的热议。

　　长春市民高颖得知这件事情后明确地表示，拾金不昧是应该的，不需要感谢，更不应该索要报酬，否则就会让人觉得必须有回报才值得做好事。尤其是对于一名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更应该发扬这种风格。如果做好事就应该有道德成本的话，久而久之容易造成一种误导，也就是让人觉得只要做好事就应该有奖赏。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２００７年发生在贵阳市的相似一幕，当时贵阳市发放“公交让座感谢卡”在社会上引起不小争议。就在“公交让座感谢卡”发放时，有不少人拒绝了志愿者发放的宣传材料，他们的观点和高颖相近，无论敬老爱幼还是拾金不昧，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不能和报酬联系在一起。

　　但在吉林省一家出版公司工作的刘虹伯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好事大家本来都应该做，但如果能够奖励做好事的行为，可以起到鼓励作用。就像设立见义勇为奖一样，给予做好事的人相应的补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就会有更多的人主动向他人表达善意，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风气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长春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骆律师表示，根据民法通则，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若没有为此支出费用就不能向失主索要报酬，失主自愿给付的可以。康平在此过程中，主观上不想占有，行为属主动退回，不是在相关部门的强制下退回，因此不存在违法行为。

　　道德退步，还是值得肯定？

　　５块钱的道德成本、公交让座感谢卡……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把类似的激励机制称为“谬赏主义”，也即是通过将应该的行为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行为模糊为应该的。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时，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就被誉为高尚；当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人们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从而一步步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

　　面对大学生还钱索要报酬引发的争议，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表示，康平能够克服自己最初的贪念将钱退还给失主，这个行为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因为道德的力量最终战胜了他的私欲。至于康平索要５块钱的道德成本一事，田毅鹏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索取，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实际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佃玉认为，无论是通过外在的奖励还是惩罚，如果能够内化成人们主动遵循的标准，进而变成一种习惯的话，将有助于人们道德感的提升。

　　“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很难简单地将这一行为简单地归结为对还是错，同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鲁斯·本尼迪克特也曾说过，道德的原动力并非奖励带来的快乐，但通过一种出于善意的奖励办法，达到培养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王佃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