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际国内都听到了限制某些部门（特别是金融业）高管高薪的规定。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则似乎从年初就开始了。一个人薪资多少才算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工资太低容易评价，太高则不太好说。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高工资问题，因为市场自己会调节。不过他们大概未曾料想，几十年来最讲“自
由市场”的美国，最近却频频在“限薪”方面做文章。

　　薪金是政府或社会对一个人的劳动的报酬，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是在一个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因此，“限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一些人得到的报酬过高，造成了社会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能简单归之于“红眼病”。人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拿着高薪但对国家贡献有限的现象或那种“旱涝保收”的现象———不管企业是赚是亏都可拿高薪。这一点国内外道理皆通。

　　早在今年3月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林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奥尼尔和花旗前任首席执行官普林斯一起，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们带领公司陷入泥潭却还能得到如此丰厚的薪酬。美国劳联指责说：美国当下出现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根溯源到大型证券公司对高管薪酬的支付方式上去”，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同僚们“从短期股价上涨中获利，而当他们不切实际的赌注失败后，埋单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前些天美国参议院一些参议员要求美国汽车业工人减薪时，为什么会受到工会的反对。

　　既指责金融高管的高薪，又指责工人的高薪，这暴露出当代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矛盾：一些行业的报酬大大上升了，另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薪金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提高。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来解决或缓和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先把劳动密集型的，然后再把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转往国外。这种转移既是为了减少劳动力成本，也是为了维护国内各阶层关系的平衡。另一个办法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希冀永远站在世界分工的制高点上，永远引领世界生产的潮流，通过“知识”来获得高额利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护现有的收入和地位，也才有能力维护国内一些不得不保留的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较高的工资标准，从而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

　　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些国家，那就是维护那些缺乏竞争力的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成本很大。西方国家发展到今天，一些国家先后衰落或相对衰落，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高”工资，进而造成竞争力的丧失，是一个基本原因。我们以前专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几乎不太重视某些西欧国家先后兴衰的具体原因。沃勒斯坦曾专门叙述过16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的工商业中心为什么衰落的问题，那是由于它们在中世纪里最先繁荣起来，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高，危机来临时其产品根本无法与来自北方（荷兰和英国）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转而专门生产高档商品。高档商品的销路毕竟有限，从而陷入怪圈而不能自拔。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西班牙也走向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殖民活动和价格革命造成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19世纪末英国的相对衰落，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当代许多研究“英国病”的论著都说到英国的资本家不愿在英国本土投资的问题，就是因为本土的劳动力成本（包括管理成本）太大。

　　实际上，劳动力成本是促使资本向全世界转移的杠杆，因为资本总是要迁往最赢利的地方，正是这种逐利本性造成了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大概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达国家渐渐懂得一个道理：资本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保持在工业生产和服务上的领导地位，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但依然会有两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日本也曾是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会逐渐接近他们的水平，一旦这一天到来，他们的衰落就可能开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总要保持一些制造业，也即产业的“空心化”总得有个“度”，而从事这些行业也需要有第一流的人才，他们当然希望得到与其他行业的人大体相当的收入，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或者说是不安定的。很难说西方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什么值得借鉴的成就。

　　我们正在建设市场经济，薪酬分配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严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拉开报酬的办法来吸引人才，这成为我们取得三十年重大成就的一项保证。但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跟着西方人走，可能也会陷入西方人已经陷入的怪圈。一方面，如果用西方人的方法，更大幅度地拉开报酬来吸引人才，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肯定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人才将会涌向少数几个报酬最高的行业，久而久之，可能基础学科将会变得无人问津。但问题的关键是，无论中国将来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不可能像现在的西方人那样生活，仅仅从资源的角度就可看到这一点。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但中国的土地只占世界的1/15。美国只有3亿人口，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为他们打工，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5倍，如果有一天中国达到了现在美国的发展水平，也想采取和美国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那么多的人为自己打工。

　　可见，将来不管中国如何富有，我们的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生产。也就是说，现有的各类生产密集型产业，将来相当多的部分仍将留在中国。那时，从事普通生活用品生产的人员，与从事第一流的科技产品的科研与生产人员的收入问题将如何平衡？如何做到既拉开薪酬差距，留住人才，又能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不致失衡，这确实值得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