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群体重视学历好不好？尊重知识、尊重文化，这有什么不好？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日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他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汪洋还饱含感情地要求干部，要做到尊重群众而不是轻视群众，亲近群众而不是疏离群众，帮助群众而不是折腾群众。

　　汪洋一席话让干部教育“回到常识”。学习是为了什么？学历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服务群众的意识罢了。如果官员的高学历不能对此有所补益，即便顶上一个硕士、博士的头衔又能如何？

　　为什么有些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因为在很多干部的眼里边，已经很少有什么“问题意识”了，有的是高学历产生的“知识的傲慢”。在有些干部那里，学习的终极目的是获取学历，学历的终极目的是满足提拔的要件。在处理需要智慧的现实问题时，所依凭的却大抵只是一些孤立的教条，缺乏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发展水平以及社情民意的深刻了解，更谈不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群众的“同情性理解”。

　　他们也不是没有实践，但他们的实践往往失之肤浅和武断。以今天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建设为例，一些城市管理者今天去欧洲考察一圈，回来就要城市建设成欧式风格；明天去南美考察一圈，又要把城市建设成南美风情的城市。大拆大建，标新立异，很少具体考虑当地历史文化以及市民生活的实际问题，这种以扭曲城市发展固有品格为代价的城市建设运动，到头来注定是一场昂贵的实验。除了挤占大量城建资金之外，更折腾了城市、折腾了群众。

　　为什么部分官员在面临复杂局面时，往往会选择“简单生硬”的方式？我想，除了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书本学习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处理路径之外，问题的根子还在对权力理解上的简单生硬，或者说使用权力的霸道蛮横。汪洋谈到，干部“要经常掂量掂量‘你是谁，为了谁’”，这里边强调的正是权力来源和服务对象的重要问题。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已经忘记了手中权力的来源。

　　比如说去年云南孟连的“7·19”事件，事发当天，7月19日清晨6时许，云南孟连5名胶农在家中和睡梦中被警察厮打和强行带走。此事遂成为后来数百民众“围攻”警察发生冲突的直接引线，以至于酿成严重的群体事件。当企业和农民发生利益争执时，一些官员不假思索地站到了企业一方，居然动用大批警察压制农民，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处理方式，根源仍在于部分官员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的傲慢”。

　　“知识的傲慢”原本也可通过大量的实践来克服，多亲近群众、多深入基层、多解放思想，长期坚持一定会有成效；“权力的傲慢”也有药可医，一些小小的教训足可以使之警醒、促其反思，进而，改变一贯的行事方式。然而，一旦两者联姻，成为混合的“傲慢”，彼此强化，互为倚重，问题将会变得严重。

　　学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其所标志的知识水平也并非虚妄。虚妄的是对学历的片面强调，一提倡干部“知识化”了，干部们便纷纷硕士、博士的风光起来了。开始时候，很多人可能只是跟风，慢慢地，心态就可能发生变化，没准儿真以为自己就具备了博士、硕士的水平，在一切问题上游刃有余了呢。因此，有必要正视当下干部学历教育的负面效应。从考绩上引导，在实践中淬炼，到群众中评价。此种矫正非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