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2009年浙江省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继续压缩5%，专项经费、会议经费“零增长”，各部门公务用车采购冻结一年，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无独有偶，在去年月底召开的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张维宁特别强调，严禁新建党政机关办公楼
等楼堂馆所，防止铺张浪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做好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有关工作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自觉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目前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为了保增长，我们启动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既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投资，我们还要“过紧日子”吗？事实上，“扩内需”与“过紧日子”，指向的群体完全不同。“扩大内部需求”是广义的，是全社会的概念，而“过紧日子”指向的是领导干部，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换言之，拉动内需，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但领导干部却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这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要求与约束，两者并不矛盾。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今年的经济发展将是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已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出台公费开支缩减计划和措施，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之举。一方面政府与民众共度时艰，能够提升全民战胜经济危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缩减以“三公”消费为代表的公费开支，也有助于打造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从而为经济发展助力。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缩减公费开支并非金融危机的副产品，而只是在金融危机下被凸显、放大了而已。换言之，有没有金融危机，实质上都不妨碍我们对公费开支问题时时加以审视。事实上，近些年，公费开支过大的问题也一再地在不同层面被提起。因而，从发展的角度说，金融危机应是公费改革的一次良好的契机，而不是阵痛，我们不能把缩减公费开支当成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之举。

　　 从公费改革的视角看，显然，缩减公费开支的方向在于制度化，而不能只是几个临时性的规定。有一个数据众所周知，政府行政开支，20年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占国家财政收入近30%，数额之巨大，世界罕见。这三项并非完全不需要，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大超过了需要的实际，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比如国家在重大节日举行国宴、外事接待、会议、出差伙食补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公款开支；有计划有目的的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也是必要的，当然也要开支公款；公务员出公差不可能不分距离远近都走路吧，也要解决必要的交通工具，配备一定数量的公车，才能节约时间和提高办公效率。在规定的范围内这三项开支的数额并不是很大，但因多年来财政规范失控，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年大幅增长，一边突出表现在出国、吃喝和公车的滥用公款愈演愈烈，一边导致财政对公益事业投入上的严重不足。“三公滥用”是造成巨大反差的主要症结所在。如果再加上党政机关修建楼堂馆所的费用，以及以专项经费等名目设置的隐性支出，这个数字更加惊人。我们不是不知道公费支出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不是不知道公务消费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而是因为受制度掣肘，无法对症下药，而我们又缺少破除制度积弊的决心和进行制度改良的勇气。

　　 以此来看，公费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公费缩减5%还是10%，专项费用明年是否“零增长”，楼堂馆所什么时候才能建，而在于能否改变目前的制度现状，譬如公费支出的始终不透明，审计监督有监督之名却无问责之权，地方上混乱的财政状态，人大监督的乏力，社会监督的缺席，等等。如果各地政府只着眼于当前，抱着一种“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态，如果公费开支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减法，那么无意义其实很有限，无非是做出一种姿态而已。实事求是地说，“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仍然掺有很大的水分。金融危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中央有决心，民众有呼声，地方政府有自省，面对艰难的经济时局，如果几方能够齐心协力，携手共进，大力改革，当能事半功倍，找到求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