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买官卖官则是最大的吏治腐败，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极不正常的歪风邪气，买官卖官干扰和破坏了党和国家正常的人事任免制度，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容易产生更大的腐败。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颗“毒瘤”，正直、善良的人们无不痛恨唾骂，党中央把整治买官卖官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已经查处了许多买官卖官案件，说明了我党对买官卖官现象打击的决心。

　　什么原因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的屡屡发生？

　　1、权力暴利、官职含金量过大。

　　买官卖官，是以钱买权和以权卖钱的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作为卖官者，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钱利益；作为买官者，虽然花钱了，但是所买到的职位使他今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可见，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双方都围绕着各自的利益而忙活着，都被金钱所俘获。为什么要进行买官卖官呢，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官职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金钱诱惑。在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眼里，买卖官职事先需进行成本核算的。按照官职的大小及其含金量定价出售或购买，几乎成了官场“规则”。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行贿开支50万元，之后依靠受贿所得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入和300％的净利润。

　　2、“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

　　依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我们党的干部选拔、晋升有着一套严密、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必须经过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责任追究等多个民主与监督的环节。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制度规则和操作程序，任何一个想得到选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而没有旁门左道可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独揽人事大权。因此，买官卖官者的核心人物多为“一把手”，“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主政短短的8个月期间，29次收受贿赂，案发后他和妻子曾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作为“二把手”的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在“一把手”专权人事的格局下，“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不幸成为现实，正常的提拔晋升渠道反而被堵塞了。
 
　　3、政务神秘，公开化透明度不够。

　　这几年虽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务党务公开，增强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远远不够。就以干部选拔任用来说，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状态，甚至是暗箱操作，从已经揭发出来的那些买官卖官案件，无一例外地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失去黑暗的庇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岂能得逞！

　　4、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

　　这么多年来，买官卖官分子“前腐后继”、“不怕牺牲”，与监督不严、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密切相关，亟需改善。田凤山的腐败行为是在黑龙江发生的，而他几年后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国务院的部长；张国光是在当辽宁省长时犯的案，却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并不是他们隐藏得深，其实群众早就知道，早就有人举报，只是知道的人不能去选举，选举的人又不知道。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人大选举的官都没问题。黑龙江省几个省级腐败高官，在省人代会上更是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们中的问题，但在韩桂芝以组织的名义做工作、监视的情况下而被迫违心地投票。

　　5、思想变质、官德官风败坏。

　　作官意味着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恐怕这样的道理，每一个干部不会不知道。那么一些干部还会置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把官职当作可交易的商品进行买卖呢？从一些腐败官员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来看，最根本就是放松了思想学习，淡忘了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乃至于把官职当成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本来，为官清廉应该是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可是，一旦思想蜕变，自律不再，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也就荡然无存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正确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挡住买官卖官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