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报道说，由于在财税缴纳和慈善事业上有重大表现，某地决定任命4名煤老板为“县长助理”。对此，当地老百姓颇有意见，戏称这4人是“黑顶官员”，并认为这一行为是花钱买官陋习的重现。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黑顶官员”是一种“捐官”行为吗？

　　“捐官”又称捐纳，是封建社会时期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的一种方式。《史记》中说，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有关捐纳的较早记载。

　　“捐官”行为在我国古代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史和内容。西汉中期，边关多事，用爵位换取粮食已不足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此时汉武帝进一步鼓励捐纳，决定出卖更具吸引力的官职，“卖官鬻爵”合为一体。唐、宋、元、明时期，捐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到了清朝，捐纳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人们捐的是红顶、黄顶、蓝顶等官帽，而没有“黑顶”。捐纳越来越泛滥，多的时候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此外，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所谓的“花钱买文凭”。

　　捐纳泛滥的结果，是官员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买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但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为尽快拿回“捐官”钱，当事官员多会选择收受贿赂，只管捞回本钱，却无心做事。吏治一坏，盗贼四起，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随之出现。

　　捐纳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强烈官本位意识和“皇权家天下”的意识，有着莫大的关系。权与贵本就连在一起，加之最高权力者从中亦能分得眼前的大头利益，因而成为赤裸裸的制度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客观来说，“捐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封建体制内大体是作为补充财政的权宜之计。“捐官”相对于科举这个当官的正途，也多被称之为“异途”。

　　“捐官”不只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独有现象。撇开欧洲中世纪的情形以及贿选、金钱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中的巨大作用不谈，就在3年前，英国还沸沸扬扬地曝出“贷款换爵位”的丑闻。报道说，英国工党在2005年议会选举前收取近1400万英镑“秘密贷款”，这些向工党提供“贷款”的富翁希望借此能获得贵族头衔，进入上议院。显然，尽管在现代体制下赤裸裸的“捐官”现象已难以提上台面，但权力利益化的冲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始终存在。

　　在“黑顶官员”事件上，据透露，相关地方政府事先已出台规定，“纳税和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在2000万元以上、群众公认有突出贡献的优秀非公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可被聘为县长助理或经济顾问。这一规定的原始动机，可能是想杜绝民营企业偷税漏税，鼓励民营企业家投身公益事业。同时据说，县长助理和经济顾问等职，主要是荣誉性的，没有实权，因而有人表示这与封建体制下的“捐官”有所不同。

　　其实，“黑顶官员”事件广受诟病，并被指责为一种变相的捐官行为，不是没有道理。首先，煤矿老板缴纳财税，是法定的义务，原则上不存在鼓励或抗拒的余地；慈善捐款或赞助行为，应发自内心，对企业来说是履行“社会公民”职责的重要组成，以此来获取额外利益也实属不该。其次，把行政职务作为等级身份的象征，并作为筹码，与企业家交换，与旧时的“捐官”很难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做法，有违党的干部政策和相关法律程序，也背离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格格不入。这种肮脏的、个人之间的、私底下的交易，向着所谓善的目的、面向政府和社会公益的“规范化”转变，掩盖不了“买官卖官”的腐败本质。

　　事实上，“黑顶官员”现象，与一些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态势紧密相关。在具有典型资源依赖型特征的区域，无论是政府税收还是社会发展，都严重依赖煤炭产业及其经营者。而煤矿老板依靠对资源的有效控制迅速致富，虽解决了经济问题，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不安全感”。因此，有人试图通过获取一官半职，而不是合法经营、服务社会，来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善个人形象，进而保护庞大的私人财产和利益。

　　由此可见，“黑顶官员”反映了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体现的是政企不分、权钱纠结的异化现象。它的出现提醒我们，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应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位置；警惕个人财富向公权力渗透，反对权力利益化，则应进一步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