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和谐发展，是中国最现实的重大话题，中央已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在政策、制度、资金层面为“三农”松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兴起。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以较大篇幅论述“三农”问题，仅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7161亿，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至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专著、调查，更是连篇累牍，对“三农”问题的论证、求解相当深入。

　　然而，农村治安不容乐观、农村市场亟需完善，农民素质亟待提高，农村教育滞后、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抛荒现象严重，农民工讨要工资困难，部分农民亟待脱贫，等等问题，表明“三农”问题仍不容乐观，需慎重、科学的对待。

　　说“三农”的历史包袱太重，需要用历史来化解它，这既是现实考虑，也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说政府不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没有为“三农”问题松绑，专家学者没有贡献智慧，那是主观的猜测和想象。那么，症结在哪儿呢？

　　笔者认为，传播沟通渠道、利益表达渠道、政策决策渠道、社会情绪的发泄渠道的堵塞是造成“三农”问题现状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村政策失效、市场机制失灵、“三农”资金浪费的重要根源。因为，各种渠道的堵塞，使农民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处在边缘化的角色，不仅不能成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动力，自身又构成了“三农”问题中的一大难题。其次，农民在社会渠道沟通中的障碍，让农村外的专家、学者、利益集团，少数农村精英等知识精英成为化解“三农”问题的主力。

　　因此，化解“三农”问题，关键是“盘活”农民，让农民成为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的主力，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盘活”农民，必须用制度、资金等外力打破压在农民身上的无形枷锁，用制度、资金清除农民与农民、农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场、农民与政策等沟通渠道中的有形、无形的种种障碍。具体而言，就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农村新闻媒体建设，让农民自己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农村内部的有效沟通；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替代个体农民参与市场博弈；扩大农民的参政权，增加农民人大代表份额，让农民的声音成为农村政策制定的主导声音，真正让政策造福于民。体制外的农村专家、学者，农村精英、利益集团，不能成为自身利益的谋划者，而应动用自己的资源，让边缘化的农民成为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稍微翻翻“三农”研究的学术史，就会发现，早已有人论述了，论述的且相当精辟。重新提出来，就是希望在纷杂的“三农”观点中，让先人的智慧早日从课本走向实践。

　　“三农”领域早已有“口号农业”、“舆论农业”之称，说得是农村问题，人人都能说，道理似乎都懂了，就是脚踏实地去做的人太少了。因此，真正化解“三农”问题，做比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