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几个子女正要参加高考和已经就读大学的家长,和我探讨大学学习和就业问题。谈兴正浓时,一位家长说,我们的讨论其实都没用,也怪自己没混个一官半职,要是自己有“出息”点,怎可能操心这个问题,一个电话就可能把孩子的就业搞定了。

　　孩子有出息没有用,关键是老子有出息。在这个问题上,家长们连续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某某局长的孩子,本科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大企业,已经当上了主管;比如他们单位领导的孩子今年毕业,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据说也已经签约一家银行。在这些例子面前,我只能说,家长有出息,孩子也要有出息,孩子一塌糊涂,家长再有出息,也没用吧?

　　这可能是最低的底线了。其实,据我所知,即便孩子“一塌糊涂”,有“出息”的家长也会让孩子有“出息”的。媒体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父辈就业时代”。《南方人物周刊》今年4月的一则报道指出,个人综合素质当然是就业成功的条件,但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而早在2006年8月,《新华每日电讯》就曾聚焦“父辈就业”问题。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正在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一些大学毕业生凭借父辈的资源与运作,轻而易举占据了令人羡慕不已的职位,而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却屡屡遭遇求职失利。在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代际效应”,正在挑战着就业制度的公平性。

　　对于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各方都在出谋划策。不少高校甚至调动家长的“关系”、“资源”来推动就业,这事实上加重了“父辈就业”,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双刃剑”———今年两会期间,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接受嘉宾访谈时说:“后来我发现,就业的大学生,首先痛恨的是腐败。”

　　从教育公平角度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属于就业公平范畴,但与教育的结果公平直接关联。从“父辈就业”望后看,我们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父辈求学”的时代:大学毕业就业,父辈的人脉关系十分重要;上大学,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否能支付学费)、父辈的关系(在自主招生和校内优惠加分中“发挥作用”)也有很大影响;上高中、初中、小学,能否择校、借读进更好的学校,取决于父辈的经济实力和权力大小;在求学过程中,学生是否被安排进“重点班”、“快班”,能否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也有着父辈人脉、资源的较量……可以说,从教育的起点到过程再到结果,都摆脱不了“父辈”的影响。

　　父辈对教育与就业公平的影响,对学生来说,这是反教育的“教育”———“教育”他们社会是不公的,只有家庭成员得势,才能泽被其他家庭成员;同时“教育”他们,本人拥有的竞争能力并不是第一位的成功因素,有关系、有人脉才是事业成功的更核心要件。故而,在今天的学生中,特权意识、等级意识十分强烈,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特别渴求自己拥有特权,转变身份,而不少学生从中学(更早的则从小学)起,就学习“灰色技能”,研究“厚黑之道”。

　　而对于没有“资源”的父辈来说,这将是一种折磨和煎熬,就如与我谈话的几位家长,虽然他们已是城市人,却因为位不高权不重而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十分自卑———无法给子女开辟求学就业的坦途。对于农村孩子的父母来说,这种情绪就更加强烈。前不久有高中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控诉自己被中国教育逼疯了。他的父亲对他说:“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点死,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不少评论认为,这是强调分数的教育制度让人疯狂,但如果联系到农村孩子的求学与就业,我们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苦闷心情:孩子不考上好的学校,今后怎么就业,怎么养活自己,又怎谈得上回报家庭?!

　　有的农村家庭由此退缩了。最近消息说重庆和湖北分别有万余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主要原因是大学就业困难。高中毕业生不高考升学,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如果这种弃考,与“父辈求学”紧密对应,那么,其后果将十分严重:在农村地区,从高中弃考,将迅速蔓延为高中弃学、初中弃学,我国教育将陷入拥有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但九年义务教育却难真正普及的尴尬。

　　公平问题正蚕食着教育的肌体,推进就业公平、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不能只停留在呼吁,而应该完善就业制度与教育制度。就大中小学而言,校内需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不但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而对于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的透明度,对公职人员子女的上学、就业等事项进行公示与监督,这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应有之义———不但可营造公平的环境,更可促进每个大学生有真才实学,让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