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媒体的重大时刻，但不是媒体的节日，也不是媒体的战争。地震的周年是一个忌日，因此，我们不需要欢呼胜利，只需要默默走近真实。生存不能永远被悲伤笼罩，生活哪怕是在瓦砾场边也会日渐正常，对幸存者我们不必去猎奇探胜和打扰，而需要心的关切。

　　汶川地震就要一周年了，震区再度成为媒体聚集的中心。

　　山崩地陷的时刻已经过去，大地再度使人感受“厚德载物”的坚实。在人们的心中，惨痛的一页却未必如此迅速地翻过，它会比重建一个家园的时间更长，何况家园的重建也远未能说是完成，何况对一些人来说这一页会是终身不能忘怀的记忆。

　　回到震区的媒体，将会把无数信息带给远离震区的人们。这样的传播行为无疑符合大众的期待。它会使人们回首创深痛巨的时刻，重温心手相连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消息，能慰藉人们的牵挂，如果可能，还将使人们去思考关于地震、关于灾情、关于救援、关于重建、关于生存、关于灵魂的种种问题。

　　这是媒体的重大时刻，但不是媒体的节日，也不是媒体的战争。地震的周年是一个忌日，因此，我们不需要欢呼胜利，只需要默默走近真实。灾难是巨大的，死亡是冰冷的，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相对于灾难和死亡的事实，很难用“胜利”来概括。生存不能永远被悲伤笼罩，生活哪怕是在瓦砾场边也会日渐正常，对幸存者我们不必去猎奇探胜和打扰，而需要心的关切。

　　事实上，此时无论怎样，我都仿佛处在悖论之中。“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已是名言。然而，奥斯威辛以后，没有声音，岂不也是残忍？于地震而言，生命的死亡与家园的摧毁，使一切诗情画意变成了残酷，也使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媒体行为变成了冷血。这是需要传播的时候，传播就不免于策划，然而这又似乎是不需要策划的时候，当媒体去完成自己的策划时，震区以及震区的人民都可能被放置在一个工具的位置。

　　人的缺席，或者人文意识的缺席，是一个多余的担心吗？我想，所有的媒体都会把幸存者放在突出的位置，他们的故事将会被写得如泣如诉、令人唏嘘。然而，我不知道，这将是一些为卖钱而发掘和生产的真实故事，还是流淌的心声。也许这两者未必有太大的差别，也许打扰生活与进入真实、游客体验与现场感受、观光与体察、媒体重回旧地的自我缅怀与回访旧地的对比发现，都是很难区分的。很多事情，其实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给出如实的回答，而表现上却无从判断。

　　关于这场地震，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认识上的诸多断裂。我们有很多共识，关于防灾，关于抗震，关于救助，关于哀悼，等等。我们有许多歧义，关于死难，关于建筑质量，等等。无论共识还是歧义，我想都是基于对生命的珍视，基于对生者责任的理解。媒体能够传播共识，又是否能够呈现歧义？我们需要情感的抚今追昔，是否也需要理性的不断深入呢？我们怎样面对震区的生活，我们是否看到必将正常起来的生活后面悬挂着的巨大伤怀。抚慰这份伤怀的除了震级、烈度等数据，全民与共的温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呢？埋葬与新生、清理与继续、带过与慎查、勾销与思索、含糊与明晰……我们何以自处？

　　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汶川地震将会越来越远，但作为一场重大的灾难，它既已发生，既已深刻地改变过一个国家的感情、节奏与人们的生活，就将会永远有人想起、永远有人关注、永远有人探究。我们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失去了众多的生命，责任者是你无法追究责任的地球，这是无可为力的。人类永远只能去思考那些可以为力的地方，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举国致哀、一次全民与共，这是可以为力的。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可以为而未能为的地方，思考与追问这些，是生者的责任。毕竟，地震是如此突然，震前震后我们未必做到了最好，而思考与追问，能够有利于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

　　媒体正在汶川集结，一年之后，我们将得到震区在恢复、生活在继续的信息，但希望不止是这些。忌日到来，有价值的不是一个低调的狂欢和庆祝，而是一次铭心的探寻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