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近日正在征求公众的意见，在其中有关听证会的制度里面，听证会代表的构成中，利害关系人代表不能少于三分之二，另外公务员不能再担任代表职务了。(央视《新闻1+1》9月23日)

　　所谓的公务员不能担任听证代表的争议，我认为与年纪轻轻的周森锋担任市长引起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事实上，公务员担任听证代表也好，年纪轻轻的周森锋担任市长也罢，在一个法治社会，都是并不违反公平与正义的事情，关键在于目前的程序不透明与不完善，才会导致公务员参与担任听证代表变样，而如此年轻的周森锋担任市长，人们会怀疑是否存在“幕后”因素。

　　对于有关重大事项进行听证，是关系到全社会的事情，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这当然包括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是普通公民，他们与一些行政决策也存在利害关系，行政决策当然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这样的规定引发公务员的反对就自然而然。也有的公务员说：“提法本身就有矛盾，有些利害关系人代表就是公务员，再说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能也是公务员啊。”

　　白岩松认为，“如果要是现职公务员的比例占得太多了，岂不变成了政府听政府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并不是理由。首先，这一规定完全禁止公务员担任听证代表，并不能解决现职公务员的比例占得太多的问题，而是倒洗澡水时顺便将婴儿也倒掉了；其次，公务员队伍很庞大，许多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因为切身利益参与听证，就不能说是“政府听政府自己的声音”。因此 ，如果说禁止作出决策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担任听证代表具有合理性，禁止在听证会中公务员代表比例太大也具有合理性，那么，完全禁止公务员担任听证代表就不具有合理性。不过，同时我也认为，这样的规定确实也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因为，我们目前的听证并不完善，更不透明，听证代表的选择上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程序，所以，许多听证代表并不具有代表性，一些地方甚至在政府机关的操纵下，某些人成为“专职听证代表”，奔波于各个听证会场。这样，一些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公务员，不但堂而皇之地成为听证代表，而且占据相对多数位置。比如不久前，广州黄埔大桥收费标准听证会中，15名正式代表中就有5位公务员，分别来自广州市交委、财政局、发改委、市政协、市人大常委会。这样的听证会不开成“涨价会”或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会才怪呢？

　　因此，在听证并不完善、不透明，听证代表不具代表性的情形下，广州规定公务员一律不能担任听证代表，确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让政府机关和公务员的意志不再主导听证会，让听证会更真实一些。不过，这还是权宜之计，因为这是以漠视部分与听证会有切身利益的公务员声音为代价。真正的出路在于完善听证制度，让听证会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