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听课时指出了地理教材中的错误——该校选用的地理教科书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北京市中学地理特级教师张凯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不对，尤其是将甘肃划入华北很荒唐，因为从地域、地理、经济等方面来看，甘肃都跟华北比较远，应该划入西北或者西部。（新华网9月10日）

    据悉，上述地理教材是“从1995年秋季起，北京市部分区县的三年制初级中学开始使用”的，这意味着，在总理亲自听课并指出这一错误之前，该套地理教材实际上已在北京使用整整14年了。一个明显甚至是“很荒唐”的教材错误，却长期没有得到揭露、纠正，直到日理万机的总理偶然间发现、指出，显然是一件极为尴尬之事——既是教材编撰的尴尬和遗憾，亦是教育本身的尴尬和遗憾。

    可是，如果稍稍检点回顾一下，又会发现，类似的尴尬和遗憾，其实不独存在于中学地理教材，各科教材频频出错并且往往是常识性的错误，都并不鲜见。

    究竟是什么让教材错误如此频仍呢？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一个编撰者水平能力和责任心的问题，但追根溯源，症结实际上还在于：目前仍然高度权力化和垄断化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从教材的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一方面，民间力量很难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发行过程中，以形成有效的教材竞争，同时，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也使教材的整个形成过程脱离了大众监督。另一方面，教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教材问题上的主动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

    众所周知，凡垄断必然会产生“质次价高”的问题，以权力为背景的教材垄断当然更不会例外。一方面是，编撰粗糙、错误百出，另一方面又是教材暴利的横生、泛滥。据悉，“要发财，印教材”已成为一个公开的行业秘密，教材的实际利润率高达45％~50％，仅2004年一年全国就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问题落马”。

     据最新一期《南风窗》杂志的报道，为保护本地出版机构的既得利益，教育部旨在打破教育垄断的“教材名录”文件，在山东省公然被大幅度删减，“多达30家出版社的数百种教材，从山东省教育厅自行创建的教材目录上消失”。该省教育厅一名官员对记者表示：“总不能看着我们地方的出版社饿死吧，总得保护他们啊。”

    很明显，除非我们能彻底祛除笼罩在教材制度之上的权力化、垄断化背景，破除其中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使之充分地权利化、可选择化，教材暴利以及由此伴生的像“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这类粗制滥造的教材错误现象，才可能根本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