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忌惮“网上群体事件”的地方与官员仍然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现象。这至少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行使公民权利不畅通的公众，在监督公权方面拥有了一项可以收到一定效果的手段；同时，也说明高层领导在了解民意和“官情”方面，至少增加了一条有多元特点的直达渠道。

　　官员忌惮“网上群体事件”有其合理性，但一定要明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网上群体事件”的根子扎在网下的现实生活中，网上热议反映公众现实的感受与诉求；二是“网上群体事件”和“现实群体骚乱事件”性质根本不同，前者的发生实际上可以消除或减少后者的突发。从网络开始形成一定影响力至今，我们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个“网上群体事件”。

　　当我们把大规模、高强度的“网上群体事件”列出一个名单，再把大规模、高强度的“群体骚乱事件”列出一个名单——两厢对照一下，就会得到一个重要发现：“网上群体事件”对现实中的“群体骚乱事件”，不存在诱发与促成关系。

　　有“网上群体事件”发生时，其话题或议论均未引发“群体骚乱事件”；而发生“群体骚乱事件”的地方，均未发生过事前的“网上群体事件”。贵州瓮安事件，陕西府谷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深圳宝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是以“警民冲突”（说到底是“官民冲突”）为特征的群体事件，这些事件，事前都没经过网上的热议和酝酿。

　　重庆和海南三亚的出租车司机一度罢运，由于事前“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于是被专家当成“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网上群体性事件”的例子，而实事求是地分析起来却并非如此。实情是，如果没有司机们在网上的意见交流和官方对媒体、网络的正确利用，此事件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则势必大打折扣，事件的对抗性则势必增强。事件得以“合理解决”并有评论称赞其为“很好的范例”，正说明网上群议和网络开放，对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具有很强的功效。

　　“现实骚乱事件”不会和“网上群体事件”相互交融、互为膀臂，因其有着“技术瓶颈”的制约，即：以突发为特征的骚乱事件，如果事前在网上公然鼓噪和组织，就会因“泄密”而突发不成。另外，上网以言说形式表达、宣泄的网民，多对言说和公权抱有希望，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对网下行动感到最迫切、最需要的人。

　　现实中群体事件、暴力事件多是民间表达长期遭受封堵而积怨爆发的结果；公权力方面的理智做法，是面对“网上群体事件”和“现实群体事件”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如此才能化解后者的真正发生。

　　“网络群体事件”和“群体骚乱事件”的真实关系，其间有一个此起彼落、前消后长的规律。毫无疑问，因出于对网上恐惧而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并非明智之举。在技术进步面前，正确的选择是：除非非常特殊之原因，要让媒体和网络尽量地反映群众关注与质疑的问题，由此避免“添堵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