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的《昆明日报》长篇介绍了昆明市自2008年以来公务员大集训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组数字：2008年2月，仇和发起一场“学习革命”，提出昆明市领导干部“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的要求。截至目前，55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

    “学习革命”、“洗脑风暴”，“文革式”语言足以窥见昆明公务员培训力度之大、规模之巨，再见“仇和风格”。不独昆明，近两年来，公务员集中培训成为一股强劲的“飓风”，自上至下都搞，规模之大为历年罕见。因为秉持某种近似正义的逻辑———提高公务员的学识与修养，转变他们的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容置疑。无论是不是公务员，加强学习、提高学识总归是好事，问题在于，公务员大规模培训是否需要？公众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培训埋单？

    我们不妨先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审视其必要性。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公务员集训，吃喝拉撒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进省城、京城，更加惊人，试想昆明一市就有2.6万人次参加培训，需要花纳税人多少钱？全国统计，又需要多少？恐怕无人能道其详；二是间接成本。公务员大规模脱产培训，必然导致缺岗、缺勤现象，牺牲为公众服务时间，从而增加社会成本。其收益又有几何？教育学常识告诉我们，“逼你学”这种被动学习效率最低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公务员培训，逼上梁山，是没有什么效果，至少与公众付出的巨大成本不成比例。许多公务员把培训当作是公费旅游，甚至是拉关系、搞交际的大聚会。

    言归正传，公众到底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的培训埋单？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公众纳税聘请、供养公务员，就是为了向他们赎买公务服务，而不是像“包二奶”一样包养他们。一些人能够成为公务员，安享公众所提供的、优厚的薪金与福利，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自己具备足够的综合技能（包括学识、技术、能力等等），给公众提供与自己待遇相当的服务。而学识属于公务员个人综合技能的组成部分，是获得报酬的“固定资产”，如果公务员因为学识不足、不能满足公务需要和公众要求，必需付出成本提高个人学识，那也是公务员个人的事，理应花个人时间，由个人付费。叫公众为公务员提高个人学识埋单，就像我们购买某种产品时，还要为工厂的机器折旧、工人福利等另付款项一样不公平。

    在公务员制度比较规范的国家，公务员干得好可以提升，获得更好的个人收益（包括政治与物质），而不称职的公务员如果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只有走人，别指望用纳税人的钱来进修，以增加个人资本。官员用公款读书，会被视为以权谋私甚至贪污的表现。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用公款为公务员培训埋单都是一个错误，哪怕培训最终提高了公务员的素质，增进了公共福利，实质正义也因程序的不正当而变得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