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上百农民工立交桥上堵路讨薪，致郑州主干道交通堵塞。一农民工称“知道堵路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据计算，堵路讨薪浪费社会约 2.52万小时，其成本也够农民工的欠款了。（2月2日《河南商报》）

    堵路行为本身是难以讨到薪酬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这种有些极端的方式，是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如果能引起当地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2005年，西安40余名农民工组织“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此事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陕西省及西安市有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最终100多位农民工领到了拖欠一年多的近80万元薪酬。由此可知 ，农民工讨薪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正常解决渠道不通畅。

    堵路讨薪不是“捷径”，依靠“惊动”领导来讨薪也非长远之道。按劳付酬本应是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一个健康而成熟的劳资市场，本就不该出现讨薪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月21日在北京透露，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9年中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去年末达1.49亿人。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默认“欠薪 ”是合理、合法的，我们的社会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因此，在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上，关键是让正常解决渠道畅通，建立起预防欠薪的机制。

    在如何预防欠薪问题上，笔者以为还是要加强法制建设，重点应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欠薪企业实行禁入制度。目前江苏省已经实行了禁入制度，2009年8月28日，江苏省清欠办发出通知 ，44家恶意欠薪建筑企业被禁入江苏。但“通知 ”的效力是有限的，要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有必要对此作出法律规定。

    二是欠薪企业应该承担讨薪成本。目前看起来，农民工通过起诉等方式来追讨欠薪，似乎路径很通畅，但目前的解决方式存在的最大弊端是，法院只判决欠薪者支付薪酬，至于因为讨薪而付出的各种成本，讨薪者就无处可讨了。《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表明：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正因为如此，欠薪者毫不忌惮打官司。所以，相关法律应该完善，欠薪者应该承担农民工为讨薪而付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只有这样，欠薪者才会有所顾虑，也才能起到预防欠薪的作用。

    三是考虑设定“恶意欠薪罪”。考虑到种种实际情况，即便现在一时难以设立此罪，也应该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到现有的“侵占罪”中考量。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恶意欠薪从本质上也具有这种特点。

    拖欠农民工薪酬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权益保障的社会问题。要彻底解决和预防这个问题，法律必须起到“托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