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2009浙江最有影响的10个事件

　　来源：青年时报

　　“飚车案”与“替身门”

　　事件回放

　　5月7日晚八时许，20岁的杭州青年胡斌驾驶跑车行驶到文二西路一小区门口人行横道时，撞飞横过马路的25岁男青年谭卓，致谭卓当场死亡。次日，杭州市公安局称案发时肇事车辆车速认定“每小时70码左右”，受到公众质疑。后鉴定机构出具报告称，肇事车辆时速在每小时84．1公里至101．2公里范围，且被非法改装过。

　　此后，胡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而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又有人质疑出庭受审的胡斌是“替身”，司法机关则证明了他确为“真身”。

　　评论重播

　　5月16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一派汹涌中，某些裂痕在扩大，某些情绪在走向极端，某些朴素的真相被演绎得扑朔迷离，一些人在追求真相中反而迷失了真相。迷失了怎样的真相？当一个“人”驾车撞死了另一个“人”，最终被演化成一个“富家子弟”撞死了一个“人才”时，真相就迷失了。

　　8月3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一边是司法机关屡次澄清，一边是网民“打死也不信”，司法公信力似乎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岌岌可危。司法公信力危机不是因个案生成，也就无法因个案消除，“替身门”关上了，但依然有一个“公信力”被孤零零留在门外，而有待我们的司法以更多的个案、更多的公正、更多的公开，致力于公信力的重建。

　　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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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开始实施，流动人口办理登记后，可以拿到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工作，或满足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可以申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可以享受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具体待遇由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这意味着，领到居住证的人员，将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同城待遇。

　　评论重播

　　6月6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对权利无差别的赋予，正与年初上海户籍新政中的精英路线形成比对。浙江正是以行动起来的方式证明，不必剥离附着于户籍之上的福利制度，也可以推进户改。

　　杭州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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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多余的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同时，向公务员发放车补，车补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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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车改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有一个好的方案，还取决于是否方便公众参与监督，包括对整体运行情况的监督，对具体公职人员的监督；而整体运行情况的监督又有赖于政府定期的车改执行报告制度。

　　6月27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改革也好，民主也好，从来就是一种互相妥协和让步过程，那种十全十美的理想设计往往是不存在的。无论改革后的车补有多么的不合理，也比不改革前的花费要小得多。

　　杭州“公推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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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30名党代表与62名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通过投票的方式，最终确定了6位杭州市局办“一把手”人选。从第一轮279名符合基本任职条件的现任副局级干部到最后决出的6名候任官员，经历了“两轮推荐，两轮票决”，共有110名基层党员代表先后受邀参与推荐和投票，最后一轮的票决，“书记、市长和大家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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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 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中，党内民主具备十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公众的知情和参与，既是对民主的最好监督和推动，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感受和互动。

　　模范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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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中共浙江省委追授在抗击台风“莫拉克”中因公殉职的陈柱平、钟伟良同志“省优秀共产党员”、“省模范乡长”荣誉称号，追授毛文国同志“省优秀共产党员”、“省模范村委会主任”荣誉称号。

　　8月9日晚，奉化市溪口镇石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毛文国在指挥村民转移和检查台风损毁情况时，被山洪卷走，因公殉职；8月13日深夜，桐庐县新合乡乡长陈柱平、副乡长钟伟良在检查落实防汛抗洪工作时，因道路突然坍塌导致车辆坠入洪水暴涨的河中，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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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苟利百姓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杭州公共自行车新政享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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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2008年推出公共自行车新政，2009年更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建设自行车点、增加车辆，并完善相关服务。骑行公共自行车成为杭州时尚、杭州风景。杭州并因此成为全国其他城市争相学习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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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杭州所建立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可谓现代城市交通管理的神来之笔，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让广大市民享受到出行的便利，更在于它促成了一种“时尚”———以骑“公共自行车”为“时尚”。

　　温商败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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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资本曾被冠以“炒煤团”，但今年随着山西省对煤矿业的“整顿”，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座煤矿全部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浙商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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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评论周刊》“封面评论”：“国”可以如此“进”吗 ？

　　购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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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一个出其不意的网络曝光，一夜之间把温州“购房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些官员和“关系户”利用特权和关系网，以8000元/平方米的“暂定价”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购到剩余安置房中的好楼盘、好楼层、好朝向的“三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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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公民广场”：反腐败

　　必须及时引入外部力量的监督，并且让这种监督不再只是诸如“内部材料泄露”导致的“意外事件”，而　　应是规则之内可预期的经常之举，比如尽快推行舆论呼吁多时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爱心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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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晚9点25分，杭州莫干山路111号附近发生严重交通事故，29岁的魏志刚酒后驾车，撞飞了过马路的17岁姑娘马芳芳，导致马芳芳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事发“爱心斑马线”附近，此事件遂被称为“爱心斑马线”事件。随后，“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成为全国性的倡导，公安部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酒驾专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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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青年时报》封面评论：你即便心里没有爱，也不能眼里没有斑马线。

　　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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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杭州市面向退休人员、特困户、残疾人和在校中小学生等67万人发放总额为1亿元的消费券。杭州市旅委并从3月1日起面向全国游客发放总额为1.5亿元的“杭州旅游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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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6日《青年时报》社论：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有关部门是否甚至可以考虑，允许有资格获得消费券的家庭与人员自由选择：是领取消费券，还是领取等额的现金？

　　3月10日《青年评论》“第一视点”：目前杭州旅游券的设计也许犯了一个大忌———忘了“以游客为本”。旅游券固然有助于聚集一时的人气，但要保证人气不散，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在“以游客为本”上。

　　2009，民意如刀

　　杨耕身

　　当2009“团成一团，圆润离开”，所有的人都像得到某种暗示，开始动情地回顾。于是所有冠之以“十大”的热词、流行语、网络事件等等，便滥觞于公共媒体之上了。这不只是一个现实的热闹。人们总是这样，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陷入某种不可自拔的境地。这所有的“十大”，或许都在各说各话，各陈其是，而不及其余。然而这有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们要从这里，读懂中国；从这里，读懂民意。

　　或许仅仅是一个名姓，譬如贾君鹏，邓玉娇，唐福珍；或许仅仅是一个词组，譬如蜗居族，楼脆脆，开胸验肺或临时性强奸；或许仅仅是一个短语，譬如“拉屎要不要告诉你”，“我们是有身份的人”或“你到底替谁说话”……都有着钩沉的力量，都带着现实的体温，让人在岁末风寒中与过去的某一时刻撞个满怀。仿佛过去从来不曾去过，仿佛未来只在梦醒之际；又仿佛在记忆的深处，有笑靥浮起，也有泪如倾盆。

　　一路狂奔，黯然回首。当杯酒饮尽，我们剩下的，到底是杯，还是空？虽是五味杂陈，却也悲欣交加。这一刻，所有激昂的沉吟，踯躅的前行，都变得不可逾越，却也不容悔改。但在穿过所有的悲喜之后，我们竟也蓦然发现，从来没有哪一个年头，一切沉痛或者美好，崇高或者卑微，庄重或者惨烈，像2009这样被肆意地消解，被无情地轻谩，被以民意的方式构成记忆，并深刻成每一个人的现代史。

　　你有你的官腔，我有我的网语；你有你的躲猫猫，我有我的翻墙术；你有你的欺实马，我有我的压力差。这一年，正是民意不弃不离的现场。那在山峦一样的往事中，民意孤拔而出的姿势，注定成为年度叙事挥之不去的印象。这样的民意，或许会沉溺于“偷菜”，但它已不再“不明真相”；或许偶尔会“愤而离席”，但从来不缺乏“钱学森之问”那样的力量；或许时常遭遇“绿坝”与“跨省追捕”，但也不再甘愿“被时代”。

　　不是所有的“散步”，都能遇上可以说服的权力；不是所有的民意，都能获得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是当民意在场，我们也俨然迎来一个新权力时代。尽管这仍是不可遽然而得的权利感，但它的确已经开始像风一样无处不在，像刻刀一样凌厉锐意。如果说岁月如刀，在时光流变中以不情愿的方式改写着你我的容颜。那么民意这把刻刀，却在众志成城中以一种最中国方式，雕刻权力，雕刻权利，雕刻惨淡的现实，也雕刻共同的现实与愿景。

　　将怎样以一把刀，致敬2009；又将怎样地在2010面前，提刀而立？不容置疑的是，这已是一个不需要迎接的网民时代，同时也注定是一个颠覆或者完善的时刻。这仍是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宣示的网民现象：这是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得权力，互相无偿地帮助，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从这里，祝福民意。从这里，祝福中国。

    2010 浙江引领中国变革

　　特约评论员 叶匡政

　　浏览本刊“2009时报评论聚焦的浙江十大事件”，可以用句俗话形容：思绪万千。

　　这些新闻之所以在国内有影响力，一个很大原因，和浙江省高速增长的经济有关。2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在国内各省属于最高，省际经济水平，可与中等发达国家媲美。与其他省份比起来，浙江不仅市场机制最完善，市场化程度最高，民营资本的力量也最强大。去年，杭州人均GDP还突破了10000美元。因为经济超前，浙江在政务方面的作为，在国内同样具有超前性，常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引起舆论上的轰动，是一种必然。这也意味着，今天在浙江出现的很多问题，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同样会在其他地方出现。而浙江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无疑也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借鉴。

　　从表面上看，浙江省爆出的一些负面新闻情形不同。但认真分析，这些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目前缺乏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浙江来说，在政府的公共治理中，最重要的是要逐渐引导社会构建一种民众发自内心愿意认同与践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社会的价值认知，不仅要与人类的普遍经验相沟通，更得与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相呼应。浙江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这也成为它构建社会价值观最为便利的思想资源。前些日子从新闻中，已看到浙江政府在这方面已有了明确认知，提出了“人文浙江”和“责任政府”的变革新目标。

　　无论是“责任政府”的提法，还是“公选干部”的做法，都让人看到浙江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引进民主监督的尝试。让民众的意见，以更大的权重参与到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中，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常识。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政府就不能把维护自己的权威作为治理社会的动机，而必须通过民众的参与来达成对社会的共同治理。相信浙江很多官员也感受到，随着民营经济地位的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也明显增强，政府或官员的行为如果有违民众的公共利益，权威性便会受到挑战。像杭州飙车案、温州购房门等，揭示的都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只有政府把自己的行政行为，看作是为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把自己看作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民众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社会治理才会更加有效。政府要时刻注意征询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意见和感受，这理应成为政府一种新的政治伦理与共识。

　　可以预见，如果让民众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治理中去，在浙江省内，就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公共生活。在这里，民众不仅是政府的授权者与创造者，也会成为一切制度存在的核心和理由。政府在公共生活虽是中心，但并不是最终的裁决者，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让协商与合作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同时，还得放开媒体对官员的舆论监督，因为媒体天然地就有反映民众意愿、评价政府与官员的功能。这样既有利于政务的公开公示，也能让民众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达成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共识。如果民众的诉求公共化了，政府的意志透明化了，民众与政府的利益就可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浙江省过去的20年，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都取得过辉煌成就。2010年，是21世纪10年代的第一年，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未来10年，浙江能否再次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取决于政府变革的决心和胆识。变革意味着要相信民众的自我治理能力，让权力真正握在民众手中；变革还意味着要让每个公民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与价值共同体中，让他们从真实的历史记忆中，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和光荣。

　　新时代就在眼前，变革不仅是我们对浙江的祝福，也是我们对中国的祝福。因为变革，才有未来。因为变革，才能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带来永不衰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