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历来非常关心农村教育，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表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此后，各省也陆续出台了一些配套措施，扶持农村教育发展。
    然而最近半月谈记者在河北省采访时发现，部分地方农村教育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由于教育费用高昂，许多孩子被迫辍学；由于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一些学校举步维艰。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在无声地鞭策着有关部门：落实扶持农村教育的政策脚步还要更快一些，措施还要更得力一些，毕竟还有许多孩子不得不告别心爱的学校，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再含泪等待！

“舍一取一”：农村教育的辛酸泪

 

     让子女通过上学改变身份和命运，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最大的心愿。许多农民告诉记者，目前，教育已成为他们最沉重的负担。如果家中有两个孩子，那么，昂贵的教育支出，就会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人生最为艰难的抉择：保一个孩子上学，强迫另一个辍学。这种辛酸，被农民们形容为“对手心手背的痛苦取舍”。

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两个儿子，两种命运

 

    对于农民王洪印来说，最让他自豪的是儿子，最令他心酸的还是儿子。当说起刚刚考上大学的大儿子时，他眉飞色舞，满面笑容；当说起已经辍学的小儿子时，他又一脸的悲戚和怅然。
    王洪印是河北省故城县青罕村的一名普通农民。他告诉记者，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去年９月，他的心愿实现了———大儿子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可是，与此相关联的，却是小儿子在上初中时就被迫辍学。
    王洪印家有7亩地，种庄稼一年大概能收入五六千元。他每年农闲时外出打工，可以挣3000元左右。在大儿子上高中时，家里供两个孩子上学就已经紧巴巴的。这时，刚上初三的二儿子对父母说：以咱家这条件，即使我考上了高中也供不起，不如我出去打工，供哥哥好好读书吧。面对懂事的孩子，经济拮据的父亲没有坚持，答应了他辍学的请求。
    如今，王洪印对二儿子满怀愧疚。他对记者说，二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比大儿子好，如果给他机会，应该能考上个更好的大学。但这个机会可能这辈子都没有了。
    离王洪印家不远，是付更生家。付家的情况是王家的“复印版”：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孩子离开了中学。付更生每次和王洪印聊天，总爱说：“谁家有孩子上学，谁家知道困难”，王洪印沉默地点头。王洪印说，在他们这一带农村，供一个孩子勉强，供两个孩子肯定供不起。
    王洪印家住着20年前盖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有顶棚。他无奈地说，先不说盖新房子，即使是裱一个顶棚，也得等孩子毕业以后才能缓过手来。

“手心手背”割舍哪个

 

    王洪印家的故事并不特殊。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教育费用高昂，在农村尤其是较为贫困的农村，许多农民像王洪印一样，在割“手心肉”还是“手背肉”中做出了痛苦的选择，而孩子们的命运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别。
    望都县固店镇十五里铺村，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１亩多耕地，基本*他打工为生。付盼福说，由于供两个孩子上学太吃力，大儿子16岁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去呼和浩特打工了。二儿子今年刚上初一，住在学校，为了省饭费，每天中午都跑回家吃饭。
    说到动情处，40多岁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样哭了。他对记者说，他知道这样对老大不公平，也并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这种选择实属无奈，他一直觉得对不起老大。孩子从呼和浩特写回的信中说，在餐厅打工的同事都叫他“小不点”，因为他在那儿年龄最小，还是个孩子。付盼福哭着说：“让这么小的孩子出去打工，这不是父母造孽吗？”
    作为教师的袁希军对当地农民的这种选择非常理解。他是故城县饶阳店镇东曾小学的教导主任，女儿今年刚刚考上研究生，儿子初三毕业后就退学了。他说，尽管当初儿子是因为没考上高中才退学的，但现在想来，儿子当初若考上的话，那么现在辍学的就会是女儿，两人同时上学是不可能供得起的。“我每月至少有700多元的固定工资收入，家中还小有积蓄，即使这样也不敢保证能供得起两个孩子，何况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袁希军说。

“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

 

    从去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今年从中央到地方继续重视“三农”问题，一些省份全部减免了农业税，河北省在去年的基础上，农业税再下调两个百分点，40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农业税全免，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被采访的农民对记者说，农业税已经算不上负担，现在最沉重的负担是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但两者相比，大病不是常常生、家家都会摊上的，可下一代的教育却家家有份，因此，教育负担最为沉重。
    采访中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农民家庭，看到有的家庭为了供孩子上学，已经到了极其艰难的地步。定州市三十里铺村村民陈三岔是贫困户，全家4口人只有3亩地，还供着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和一个在县城上高中的女儿。记者进他家的时候，女主人正在给儿子补裤子。她抹着泪告诉记者，按理说现在的孩子哪有穿补丁衣服的，但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大孩子刚上半年大学，就花了大约9000元，姑娘在县城读高中，一年也得三四千元，所有花销全*她和丈夫打零工一年七八千元的收入，现在已欠了5000多元的债。
    有的家庭已经贫困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望都县十五里铺村，一名村民对记者说，郝俊山年后家里只剩一块钱，买了酱油后再也掏不出一分钱，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在郝俊山家，记者看到，全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屋顶连顶棚都没有。郝俊山告诉记者，之所以穷，就是供两个孩子上学闹的，他已经58岁了，在城里已经是该退休的年龄了，但为了交上学费，不得不和年轻人一样在工地搬砖头，活得很艰难。
    “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尚义县黄脑包村村民李静说。为了供大孩子上大学，李静已经强迫二孩子辍学。他告诉记者，村里人过日子，过得好也能过，过得坏也能凑合，但就怕家里有孩子念书。不念吧，儿子会像老子一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没出息。念吧，费用高得实在是很难承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

辍学，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舍一取一”的过程就是一个辍学的过程。我国自“普九”以来，农村教育大为发展，九年义务教育辍学率也大大降低。但近年来，新一轮的辍学潮正在一些地方抬头，人数已远远超出国家不超过3%的规定。
    在河北省沧州市某县的一所农村中学，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辍学率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辍学率达到10%，初中三年级开始，直线上升到20%。在该校，每年初一新生入学一般保持在200名左右，但在三年的过程中，流失量让人瞠目结舌。去年，初三毕业班只剩下80来人，流走120人左右；而到今年，初三毕业班只剩下48人。
    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学生厌学等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张北县白城子村，辖两个自然村，有260户村民，790口人。在其中一个自然村，记者随机走访了5户人家，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村里还有谁家的孩子在上高中。在另一个自然村，一个供有高中生的家长说，这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孩子上高中。据该村支书说，这个村近两三年已经有二三十名孩子从初中辍学，大部分孩子也只是读完初中就出外打工了。
    从去年开始，全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费制，但乱收费现象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民表示，他们根本不明白一费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收什么钱算不合理。但有的农民感觉，学校收的钱仍然不少。望都县十五里铺村郝俊山家的女儿上初中二年级，他说去年开学的时候，学校要书费120元，微机费60元，杂费60元，试卷费20元，烤火费20元，住宿费130元。今年开学后，学校又要了100元的杂费，130元的住宿费。而事实上，按照一费制的规定，试卷费是不得收取的，杂费里面已包括了取暖费、微机费，不得再另行收取。
    但毕竟说来，初中教育还是许多农民可以承受的。要是一个孩子上到高中、甚至大学，这就不是每个农村家庭都可以负担的了。一些村民反映，读书就像赌博，押宝押对了是幸运，押错了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可能要背上一辈子的债务。不少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颇为辛酸地说，高中、大学我们也想让孩子上，但拿什么上呢？与其等孩子考上了上不起，不如就让他认几个字退学算了。
    “认几个字就算了”，这一句话，虽然简单，其实却包含了过于沉重的内容。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将过早地离开学校，走上一条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里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对于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早早走出学校后，迎接他们的命运几乎是相同的，那就是重复父辈的生活：种地、*苦力打工、早早地结婚生子。更可悲的是，由于没有文化，他们极有可能还会继承父辈、祖辈留下来的贫困。没有知识，这种贫困将会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