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影响到社会，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经济危机存在的社会根源，即危机内在于当前发展模式下对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经济危机更大影响，是和这些地区过度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相关的，当国际市场进口需求减少，就明显地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加剧了我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内需不足的实质是在分配模式中对劳动的分配相对不足，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过分重视资本的利益，而忽视了劳动者利益。我国工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就是一个证明，同时，不仅在第一次分配中劳动者回报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第二次分配中对人的投资不足，使劳动者社会福利没有得到足够提高，并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例如我们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中用于非生产性社会投资的比重还很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来源于“人口红利”，而我们也意识到人口红利的收益却没有充分投资于人的发展，人口红利被利用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再投资，但没有很好地投资于人的教育、健康和发展。对社会投资和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建设不足可能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某方面的内在原因。
　　
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强调竞争会提高生产率，而危机也推动我们反思市场竞争。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转而会限制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并减弱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分化也会演变成为经济体系内在的失衡，埋伏下经济危机的种子。因此，推进社会平等，提高社会公平也同样是能够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通过社会财富分配的调整，使社会低收入群体能够增加收入和消费，这对于恢复内需是重要的。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初在英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开始推动了社会救济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的发展；历次危机所带来的结果是逐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例如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危机后加强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使本次危机对普通居民的影响表现得并不严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国家对经济调节的作用，随着一次一次的危机逐步得到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因素就有所成长。这也能给我国当前经济危机下的社会建设有所启发，现实中为了促进就业和保增长，一些企业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社会保障、弱化劳动合同的情况；由于农民工失业情况加剧和社会保障不能跨地区接转，在农民工返乡过程中也出现社会保障退保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也一定程度上默许企业减少保障来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失业。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保障当作发展的成本和包袱，并将弱化社会保障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和策略，这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反思。危机中的社会保障不仅不是包袱，反而是危机的保护机制。本次经济危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个契机。
　　
当前，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得到重视，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未来发展论断的科学性。但客观分析，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经济危机和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存在很大的区别，马克思的一些看法和1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些新发展必然有所不同，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机制的建设和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作用等等，都和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西方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认识经济过程和应对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和主流经济学强调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利己主义和人性的贪欲相联系的，而西方经济学也在不断创新和吸纳新的理论观点，如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正和完善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提倡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应对危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保持开放性，不断吸收人类所有文明的知识思考，并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具有理论的生命力，具有对现实的解释力，具有对发展的实践性。
　　
中国改革开放和应对危机的实践表明，其社会主义的因素对于应对危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和制度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对应对危机发挥了特别的优势。金融危机为重新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在金融危机、包括汶川地震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积极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并可能从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总之，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对于应对危机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是必要的，也是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